原标题：徐永光：岂止摩拜是社会企业

徐永光: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、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

摩拜单车入围首届“中国社会企业奖”所引发的大范围争论，对于这场争论本身，徐永光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。在他看来，不但摩拜单车是社会企业，任何一家能解决“社会痛点”的企业，都是社会企业。

在徐永光的眼中，以摩拜单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企业解决了包括减少碳排放和雾霾、减少交通拥堵、解决城市公交“最后一公里”出行等社会痛点，其优点还包括摩拜单车的“互联网+”物尽其用，有益骑行者身体健康等等。

“社会企业和做公益是两回事。社会企业是以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，它首先是企业，而非公益。摩拜单车不用投资人的钱做共享单车，难道要依靠捐款来做?”

在徐永光看来，社会企业取得融资并在市场发展中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的，同样，在这个基础上，给予投资人回报也是理所当然。社会企业只有获利，才能更好地扩大规模，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;而给予投资人回报，则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社会企业，这同样有助于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。

没有法律规定社会企业不能分红

徐永光所说的“非商业的东西”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社会企业的“公益道德绑架”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，社会企业被误解为公益机构，它所取得的利润，是不应该分红的，至少，也是限定比例的分红。

徐永光认为，首先，社会企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标准，在全世界都没有统一界定，因此，只要一家企业遵守了公认的三重底线原则，暨社会使命、财务的可持续发展，以及对环境的保护，那么，这家企业就应被视为社会企业。其次，对于社会企业是否应该分红，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并没有禁止的依据。而从社会企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态势来看，分红是一种趋势。

作为全世界第一个抛出“社会企业理应分红”这种观点的人，徐永光指出，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，是因为他看到了不分红机制引发的问题—社会企业无法获得投资、吸引不到人才加入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受限，最终只能是一场空想。

“我们应该明确一点，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，它是在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，因此，它只要接受《公司法》的约束就好;它不是公益，不必接受《慈善法》的约束。当然，如果社会企业的投资主体本身是慈善机构，那么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
社会企业拥有地域属性

徐永光认为，在讨论什么是社会企业时，还有一条应该引起注意，暨社会企业的范畴，应该具体到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的层面去谈，而不能泛泛化，因为社会企业解决的，是当地社会的问题。

“比方在中国有一家食品生产企业，它能保证提供的食品是安全、无污染的，那么它在中国就是一家社会企业，因为它解决了‘食品安全’这个社会难题。但是如果把它放到日本，那它就只能是一家一般企业，因为日本不存在食品安全的问题。”

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徐永光认为社会企业是普遍存在的，所以，对于在现阶段制定中国社会企业标准这件事情，他抱以审慎的态度。在他看来，社会企业的概念刚刚在国内兴起，目前国内的社会企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，关于标准的分歧也很大，过早地制定社企标准，如果操作不当，会产生误导，捆住手脚，反而影响了社会企业的创新发展。例如韩国所定的社企标准，几乎就是残疾人福利企业，2006年，韩国颁布了《社会企业促进法》后，因其条件过于苛刻，致使许多社会企业无法或不愿注册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产业发展所需的多元性。

“以摩拜单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经济，是‘互联网+’思维下的一次创新之举。它进入了一个本来是政府管理的公共交通领域，表现出来的态势就是既省了国家的钱，又给社会带来了福祉，它有效解决了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，因此，它不但是一家社会企业，还是一家高标准的社会企业。”徐永光说。

本文节选自：中国慈善家

共享经济是“互联网+”思维下的一次创新之举，有效的带动了社会企业的公益性发展。但是，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，是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，如果社会企业的投资主体本身是慈善机构，那么就另当别论，因此，不能将社会企业与慈善机构混淆。当然，无论是社会企业还是慈善机构，只有为百姓带来福祉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才是其职责所在。